然而，许霆因其提款行为而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始终令人无法满意。
财产权既包括物权、债权、继承权，也包括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27]参见：文正邦：《职责本位论初探——行政法理论基础试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24]社会法的价值取向及由此生成的理论基础与其他部门法（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及由此生成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的。[20]这一理论被笔者简称为扶权论。由于个体性在法的领域表现为经济主体或者民商主体的经营权，整体性表现为国家、区域、地区、行业的限定权。[19]后来发现，社会问题论是基于社会主体协同解决社会问题的义务而立意的，同时也是基于协同解决社会问题的义务主体的作用而立意的，没有涉于社会权利主体及其中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关系的研究，这不仅与其他部门法突出法权的路径不一致，而且与法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理不符。对此，许多国家纷纷通过立法，加强了维护社会安全等立法。
由此可以断定，社会法的首要任务就是确认和认可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而被限定的经营权则主要表现为：被限定的经营方向权，被限定的经营模式权，被限定的经营规模权，被限定的需求权，等等。应该说，作者基本达到了目的：该书在1979年出版后，很快得到学界的承认，成为流行的经典，并在短短的时间里，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她指出：国家强制组织的结构、它们在整个国家机器的地位、它们与社会的阶级势力及政治动员团体的联系，都是分析处于实际的或潜在的革命形势中国家的重要问题。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斯科克波抛弃了抽象的表达逻辑，从组织和现实主义的角度重新阐述国家及其自主性，形成了她的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而德国思想家黑格尔虽然认为不应将国家和社会混为一谈，因为国家是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进程[2](P285)。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可以以国家为中心，但必须承认社会对国家的影响。
反之，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地主阶级，旧体制国家又有较高程度的官僚制，那外部危机就能通过国家组织内部的自我改革，透过有限的政治斗争，在原有统治精英和行政结构内部解决，从而平稳实现国家结构的更新。应该说，国家自主性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一种民众决定论，间接的也是一种社会决定论的观点。这意味着国家在保证资本积累条件上的干预有内在限度，而且总是受到各种阶级斗争和大众民主斗争必然的影响[6](P271-272)。社会革命过程就是从旧体制危机到新体制的社会政治模式定型，新国家组织出现和巩固，国家权力在革命化社会中施展的过程，是政治冲突团体围绕着国家结构而斗争并改变国家结构的过程。如果在外来威胁面前，国家能够保持自主性，仍然具有足够的自主行动能力，能左右支配阶级，能控制农民阶层的造反，那社会革命就能避免。
从根本上和长时段看，社会的潜在决定性作用仍然存在，否则中国的共产党人就不会作出党风问题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自我警示了。[1](P65)可见，对于国家社会革命危机的发生，外来威胁或挑战是常态，关键看国家在国内关系结构中的调适能力。这些观点反映了近代国家形成时期加强王权、强调国家并视国家为唯一存在的时代要求。早在古希腊时期，随着城邦共和制国家的出现，人们就开始思考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域问题。
可以说，有充分自主性的国家不会发生社会革命。对这一过程的分析重在考察创造新的、具有充分国家自主能力的国家组织，斯科克波称之为国家建设。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悠长话题，也是国家自主性理论生发的原点。显然，斯科克波忽视对国家如下问题的界定，国家是谁？国家是什么？国家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7](P487)在笔者看来，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和公共利益的独立性，是指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家权力不受个别势力干预。
按照这种理论推演，现有支配阶级或团体与国家统治者之间实际上不可能有根本利益冲突。制约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因素有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而后者又包括支配阶级、地方政府、军队等制约因素。这就从而终究走向了生产方式决定观。国家始终支持着支配阶级和支配团体并凌驾于从属阶级或团体之上，支配团体的权力实际上与国家权力重合。国家潜在自主性对于研究革命、社会运动乃至近代以来国家转型的学者来说，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以下简称《革命》）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而在实践上，要建构良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关键是要有科学的宪法秩序，通过宪政的制度结构抑制国家和社会关系上容易出现的权力非均衡状态与国家行动可能的恣意，保护和激发社会活力。
而面对从属阶级，国家本身的基本利益也常常促使它对从属阶级的要求做出让步，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如果在行政机构中存在盘根错节的地主阶级势力，他们反对改革就会导致君主制的崩溃，潜在的社会革命形势就会爆发。
刘忠权，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讲师，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访问学者。按照这个思路，许多错误结论是在所难免的，如意识形态的作用不重要、农民的作用不够重要等。
这是国家和支配阶级特定的关系状况使然。认为革命源于政治冲突的理论家梯利(Charles Tilly)，将国家视为一种有组织的强制系统。
二是对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相对独立。对于旧体制国家陷入危机的过程，她设置了一个四维分析框架：国际因素、本国君主制政府（自主性国家的代表）、支配阶级、从属阶级（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和工商业阶级是一个游离性因素）。同样，社会革命是各种因素的内在交集，国际、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共同构成了社会革命过程，国家运行是由国家的自主性和社会支持共同决定的。而在其后，特别在20世纪60、70年代，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在政治科学中占主导地位，国家受到漠视和抛弃。
斯科克波不同意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对国家自主性的抛弃，也不满意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革命流派的分析范式。建构新的政治和国家权力形式。
从现实的角度看，这些革命的意义和后果需要重新评估。在现代社会，由于国家行政能力的发展、信息科技的发达，国家对社会的掌控能力、信息收集能力和监视能力越来越强，国家日益体现出超脱自主的趋势。
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斯科克波进行了角度转换，形成了一种倒置的表达逻辑。相反地，它们是位于旧体制国家结构中心的矛盾的直接体现[1](P32)。
但作者在追求理论精致的同时，也使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存在相应的缺失。总结《革命》一书的整个论述过程，可以认为，社会革命事实上就是在一种关系结构中，研究国家自主性丧失并进而导致国家崩溃，然后通过新国家的建构，重塑国家自主性并提升国家能力的过程。斯科克波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过分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层面上探讨国家问题时都一直深深地保留着社会中心的假定[4](P5)。换言之，国家处在国际和国内支配阶层的双重挤压中，而正是在这种双重挤压中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力状况决定是否发生社会革命。
在社会革命期间发生的国家结构变革通常既巩固社会经济变革，而且本身也导致社会经济变革。斯科克波具体描述了革命危机在法、中、俄三国的展开：法国由于国家和支配阶级力量都很强大，它们相互交织，争夺资源，导致国家汲取能力降低，发生财政危机，然后支配阶级召集三级会议，最终导致国家行政系统的瘫痪。
而伫立在这一坚实框架后面的，是作者希望实现的远大抱负：她要将精致的理论与宏阔的历史叙事相连接，提出一种分析世界近现代历史中社会革命转变的参照系络，以重新确定我们对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革命的特点和疑难的认识方向[1](P9)。这说明了国家自主的相对性，体现了国家自主的限度。
国家组织及精英可能反对统治阶级，国家机器拥有的权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社会权力。俄国由于土地贵族软弱，政治上依赖于帝国当局，对外战争失败后，通过自我改革解放农奴，实行国家工业化，导致一个新的革命阶层——产业无产阶级的诞生，而参加一战但战局失败最终激发社会革命。